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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史地理】“海判南天”古石刻新考

2020/6/23 15:10:02


文/何以端

在华夏连片陆地极南,面临茫茫大海之处,谨以此石,验证对南国天象的观测判别——本文对“海判南天”的字面释义。

历时十年、半秘密状态的康熙大地测绘活动,在全国641个观测点所埋石刻,无一见诸报道。三亚该石刻不属观测点,却是该活动存留至今毫发无损的大型地标,珍稀性独一无二。


开辟荆榛,正误兼存

作为康熙间中法科技合作的瞩目遗存——三亚天涯海角景区“海判南天”巨石,持续受到关注。在琼南现存古石刻中,它是年代较早,文化分量最重,官方背景又最为高大上的一个。由于当年工程的半秘密身份,后人解读更为困难,堪称一波三折,但其意义重大,非常值得深入探讨。

该石谜团不少。如“海判南天”四字是什么意思?何人所题,因何没有上下款?经过人工切割的巨石到底有何用途,是观天还是测地?等等。

深藏的历史之谜,进入21世纪得到相当程度破解。供职于该景区的宋爱军先生,在海南史料尚未系统整理刊行的艰难情况下持续多年奔走研究,挖掘大量清宫档案,将这个重要文化遗存的基本脉络勾勒出来,于2005-2009年间形成学说并前后两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。

宋说问世之初,引起当地传统观点的质疑,网络热帖存留了这些激烈争议,从中不难感受宋先生所下功夫之深,应对之坦诚务实。到2012年春,随着国家级研究机构主办的研讨会在三亚举办,争议渐隐,宋说越来越被世人接受。

本文认为宋爱军先生的主要功绩,是在翻阅康熙测绘工程的中法合作背景和技术手段史料的基础上,指明了三件大事:一、“钦差苗曹汤”的身份和任务;二、该石刻是“康熙测绘《皇舆全览图》留下的标志性遗址”;三,指出并实地验证了两座石刻切面角度的两个天文学含义。这三条,一条比一条分量更重,堪称开辟荆榛,是经得起辩难的学术成果。由此,使这个长期扑朔迷离的古迹一跃而登上国家级层面。

不过时至今日,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,宋说不少内容需要重新审视了。本着与宋先生同样的坦诚务实,在下不揣浅陋,对宋说乃至某些相关史料重新分析,并提出若干颠覆性新说,以就教于方家。

宋说之误,主要在对石刻身份的判定上。如认石刻是“海南七个测绘点之一”、“埋置石点,以为标志”、“测绘水准点”、为了“宣示主权”、是标示陆地子午线的“午”点,过度夸大马岭在古地理及古舆图中的独特地位,等等。

坦率地说,这些误说都不是枝节,而是根本性的。究其原因,小部分由于史料未够精准,如乾隆《崖州志》相关信息就存在录入错误;大部分则属有意无意地推崇本景区历史文化价值,客观上反使该古迹的真实性和珍稀性受损。宋说的学术成果集中在2007年所发文上,2009年发的尽管引经据典,海阔天空越说越玄,但基本是主观臆测,对该古迹考据并无意义。

瑕不掩瑜,对一种学说的评价不在其能否完美,而在其揭示了多少前人未知的客观事实或规律,以及揭示内容有多大分量。后人无需苛求,不完美处可以接力探索。在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”大潮下,鱼龙混杂、拔高粉饰是常态,坚持信史探寻的初心从来就不容易。

本文新说要点:论证马岭海边,正是华夏千古驿道网的最南段,该石刻既非七个测绘点之一,亦非埋石标志;由于其位于驿道极南、海陆相接、又有根基稳固的天然巨石,钦差测绘团队敏感地抓住“三要素并存”的独特条件,创设了这个特异观天石。正因其不属全国641个观测点而在编制之外,可遇不可求,其珍稀性属于最高级别的“独一无二”。

这有点像以“日心说”颠覆“地心说”。我们地球只是绕日普通行星,没有万丈光芒,只因恰巧具备某种理化条件才产生万紫千红生命之花。新说剥去地球的虚幻光环,回归本真,反而证实银河系可以有亿万个太阳,而要找另一个地球却难于登天。

何时入粤,时点确切

追根溯源,仍然要从康熙史无前例的浩大测绘工程谈起。其中不少内容宋说已揭示,唯本文角度不同,核心是论证那年冬月钦差团队“不在海南”。

北京时时彩平台历史系教授李孝聪,为研究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的测绘过程,翻阅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诸多原始记载,于2012年秋发文于台北《故宫学术季刊》,题为《记康熙<皇舆全览图>的测绘及其版本》,并于2019年1月收入其主编的《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》一书。

借助该文,广东舆图测绘由谁负责,何时开始、何时完成,脉络相当清楚。先看《江西巡抚佟国勷为赉送江西舆图折》:

时时彩平台“……奴才于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,接准兵部咨,开奉旨:‘江西、广东、广西省,着李秉忠,西洋人麦大成、汤尚贤去。’又奉旨:‘郎中绰尔代,五官正苗受,着派往江西、广东、广西省。’”

时时彩平台奏折中“五官正”苗受是钦天监时宪科主官,掌管编制历书和绘图事务,“郎中”绰尔代是理藩院官员,加上洋人测绘专家汤尚贤,三个人就是乾隆、光绪两版《崖州志》所记载的“钦差苗曹汤”。

佟国勷该折紧接着奏道:

“……再下旨:‘与绘图去的人等如画完一省,就交该抚派的当家人好生送来,并准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,钦此。’今于十二月二十五日,准钦差移开江西统省舆图,现今告成,因并赍送舆图前来。奴才钦遵谕旨派的当家人王联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,自省起程,敬谨赍送来京,进呈御览……”

时时彩平台这就是说,钦差班子绘画好后无需直送京师,只需交给所在省的巡抚,由巡抚派最亲信的家奴、家人以快马送去。完全是特事特办的格式。

时时彩平台测绘团队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入江西境测绘,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画完,次日立即着人快马送往北京。又《天下舆图总折》载,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九日,内务府造办处收到这份“有度数的江西省舆图”,速度算是很快的了。

“有度数”特指图上标示经纬度。此前,一些较详地图也有“计里方格”,但与经纬度方格不同。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是我国第一个标示经纬度的地图,非同小可。

时时彩平台佟国勷下一个奏折报告说“迄十二月内画完(江西),随往广东省去”;广东幅员比江西大,测绘在次年十月初五完成,同日快马送京,非常紧凑,事见广东巡抚满丕奏折:

时时彩平台“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,理藩院郎中绰尔代等已将广东省全图绘完,交给奴才。本日立即遣奴才之家人南景赉奉,谨奏……广东巡抚奴才满丕。”

又《天下舆图总折》史料:

“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,奉旨交来有度数的广东全省图一张。汤尚贤、麦大成、李秉忠、绰尔代、苗受测绘。”

当时钦差,必在广西

“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,热河带来有度数的广西全省图一张。汤尚贤、麦大成、李秉忠、绰尔代、苗受测绘。”

算时间,大内造办处收到广西舆图略为滞后,因为那一年皇帝又到热河避暑狩猎。清代这是团结蒙古诸王公维稳北方的重要国事活动。广西舆图因为先送热河行在,随驾返京才交造办处而显滞后,并非测绘进度拖延。

康熙帝对测绘进度非常关心,要求既严格过细,又紧凑高效。收到江西舆图后,康熙对佟国勷第三次下旨:“画图人员行事如何,具实奏来。”他不仅看图,还要了解测绘团队的行走路线,工作状况。于是佟又补折报告:

“钦差绰尔代等,于上年六月初九日,入江西境,由九江府属画起,后到省城。奴才等曾请过酒席,送过吃食。画完南、新两县图式,即往饶州、广信等府属绘画去。迄十二月内画完,随往广东省去。奴才知各府县内,俱送过酒席、吃食,地方并无骚扰。在钦差画图人员,狠遵主子王法,行事甚是安静……”

李教授曾解读:团队从江西北部九江开始测绘,然后向南,“南”是南昌县,“新”是新建县,都是省城南昌府下属县。再测绘江西东边的饶州府和广信府,转向南画吉安府、临江府,然后画赣州,最后绘到大庾岭,跨岭进广东。

康熙对测绘作业这种过问关注,很可能贯穿始终,而团队的行动线路力求合理紧凑、地方大员对团队既充分照应又互不介入的工作关系,也贯穿始终。

由于更多满文史料尚未整理影印,有意思的细节很可能还会陆续被发现。

从史料可知,分别由洋人传教士作主要技术力量的三个测绘团队,数年间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,风尘仆仆地将全国各省及口外大片领土陆续绘齐,其中一位名叫“山遥瞻”的传教士甚至不幸病死在云南孟定。每送到一图康熙都会拨冗细察,有时还提出细节质疑,随即令京师绘图班子及时编绘,汇入总图。

虽然目前史料未能披露测绘团队进入广西的具体时点,但无论如何,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将广东省图完成之后,他们顶多在省城休整两三天,就定必启程,前往广西继续工作。

全国测绘,半属机密

尽管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水平空前之高,但可以肯定在海南看不到。成图印发仅仅十年之后,雍正八年(1730年)编撰《广东通志》,本是引用该图成果的大好时机,但各府舆图依然粗陋,全无经纬线。可见,即使广东省也未能保有《皇舆全览图》的本省图幅,或者虽然督府一级大吏能看到朝廷核发的本省图,却受命深藏备用不可外泄。

此后百余年,海南府县地图一如既往地粗略,未受先进制图方式任何影响。而且无论雍正《广东通志》、乾隆《琼州府志》还是各州县志,对此次测绘活动都缺乏正面记载。如果不是有座“海判南天”石刻,时任知州宋锦不明所以,安排采访记下蛛丝马迹,此事在海南早就销声匿迹了。

因何如此“反常”?唯一合理解释是:康熙动用精英团队,借助传教士外援前后10年绘成这幅空前精准的地图,是他三十年夙愿的归结。早在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谈判前他就痛感舆图“互相舛错,不符之处甚多”。这次绘成是作为国之重器深藏大内的,无大事不出动。各级地方官当时充分应援,事后全不与闻,乃属他的设计。

从佟国勷奏折的“钦差画图人员,很遵主子王法,行事甚是安静”来看,测绘团队不但不敢随意骚扰地方,也没有“大张旗鼓”,而是一种不事张扬、在地方充分保护应援下的圈内紧凑专业操作。除了该省督抚一级知道内情,州县府各级地方官,多系谨遵宪命殷勤照应,文档亦无甚留存。

例如,笔者在《乾隆南海县志·卷三》发现记载:“(康熙五十三年)秋九月,遣理藩院郎中朝尔代等至粤绘舆图”。所载这个回城时间点是正确的,但事件却未尽准确,应该是此前数月已在省内各地测绘完毕,此时回省城绘制总图。这条记载说明:即使是省城所在、而且很可能直接负责接待的南海县衙门,亦未窥全豹,只能按其级别所知如此记录。

《皇舆全览图》在大内陆续排出若干版本,有全图,有分省多幅图。其中一版全图送往法国,用当时中国所无的酸蚀法制成铜版,回国印刷。法国人就得以悄然将这份空前广阔精详的地图先印存留,随后陆续在欧洲广泛流布,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,墙内却并不知情的又一反常情况。

云卷云舒,铜版舆图送回中土不满三年,老皇帝驾崩。雍正登基后与西方教廷出现重要政策分歧,双方关系迅速转冷,康熙测绘事业再无续闻,自然尘封。

宋志略误,功大于过

乾隆《崖州志》对“海判南天”的记载,放在“平黎”项下:

(康熙)五十年辛卯,吴十进黎开花梨山。儋州祖牧、临高樊令欲取之。吴十纠黎抗拒。后详上宪,仍着两州县拿解。不获,遣兵征剿,伤千总一员。五十ー年,动五营兵讨之。五十三年十一月,遇京差苗、曹、汤三大人巡边。至儋州,吴十出降。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,刻“海判南天”四大字于石。

光绪《崖州志》将该事剥离,单记于“金石”项下:

“海判南天”石刻,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,字大三尺许。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。(小字注)见《宋志》。

所谓《宋志》,即宋锦所撰的州志。看了清宫史料就明白:在交通艰难、皇命严格、任务紧重的情况下,“钦差苗曹汤”十月上旬已动身往广西,十一月根本不可能还在海南岛。何况传教士山遥瞻之死,恰恰就在这个月,余下技术骨干的担子陡然加重。

而且,钦差也不是“巡边”,更不可能管到地方“平黎”。相反,测绘团队每到一处,地方当局必须确保安全提供方便,有动乱必先尽力敉平。所以“吴十出降”(此事笔者另有专文论述)是地方全力启动怀柔政策达至的。再且按当时记录,测绘团队在海南以顺时针方向绕行,并非如宋志所录先到儋州,再逆时针行到马岭。

宋锦撰《崖州志》在乾隆二十年(1755),离康熙五十三年不过41年,事迹却已高度湮没,乃至连钦差大人绰尔代的姓,都弄成近音的“曹”。这说明并非源于官府旧档,或旧档过于简略,是靠某些当事人的远年回忆。

知道康熙设计的半秘密级别,地方志的若干错讹就毫不奇怪了。

迄今为止,两版《崖州志》两条记载,是琼南反映康熙测绘事件涉及基层的唯一史料。虽有不确,但宋锦把“京差苗、曹、汤三大人”,和“五十三年十一月”两个关键信息保存了下来。

第一条信息,把石刻与康熙测绘联系起来了;第二条信息,则把观察天象的关键时点——在阴历十一月(又称冬月)内的冬至,记载下来了。

没有这条史源性记载,人们将无法确证该石刻是康熙测绘团队的作品。所以,宋锦功莫大焉!



驿道极南,天造地设

分析过相关史料,我们重新站到“海判南天”巨石前。

确实不是为测量经纬度遗留下来的吗?

测量经纬度根本无需切割巨石。精准剖石非常烦难,未必成功,若靠此获取数据,绝对愚不可及。

宋先生曾引史料,当时是“以三角测量为主,并通过观测太阳正午时的高度和北极高度来进行校验”;又引法国宋君荣神甫所述,相关测量器材是“几个大罗盘,一些其它仪器,一个水平仪”和“一些标着精确尺码的绳子”;方法是除了“准确测量着从北京出来的路程”以外,一路上“观测和记录太阳正午时的高度,随时观测罗盘经纬方位,并精心地观察罗盘针的变化与倾斜”,辅以相关三角运算。该石刻全然无关测绘实操,已昭然若揭。

显然,测绘团队是已知该地经纬度,亦推算出相关的星辰及太阳入射角,才以巨石剖面角度反映出来。一旦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,那就是根本性错误。

是由于测绘点必须“埋置石点,以为标志,并须永久保存”吗?

埋置石点作标志并不神秘,所用石块小而规整,当类似现代公路里程碑。又不是“泰山封禅”,绝不可能大至无法搬动。近现代更多,材质是水泥或不锈金属,刻有“测量标志”的就是。下文将分析当时测绘点根本就不在马岭,所以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了。

那么,石刻为何选择在这里?

这才是本题的核心所在。乍看,这里没有任何特殊。既不是华夏连片陆地的极南点——肉眼就可以看到鹿回头一带比这里更南;也不是特殊经纬度节点——仅仅是在康熙舆图经线西7度与西8度之间,一个普通方格内。

宋先生搜索材料如此深入,心里是明白的。他离正确答案其实只隔一层纸。

这层纸,就是驿道,古代又称官道,是历朝都纳入中央管理的全国交通骨架。

下马岭海边的特殊在于:这里虽不是连片陆地极南点,却正是华夏千古驿道网的濒海极南点!岭下海滩,正是环岛驿必经的咽喉之地。

笔者据史料考证:驿道从崖城东行,大致沿今日G225国道由南山风景区北缘“深沟营”通过塔岭、红塘岭峡谷,再险渡马岭海边沙滩。此地山海相逼,险要难行,公路凿辟前,即使官员亦须下马从沙滩乱石堆中穿越,故名“下马岭”。然后渡烧旗水,沿凤凰机场南缘的海边平地东行,至都许驿,再经三亚老机场东端的古三亚市,穿荔枝沟,经长长的竹络岭峡谷(古称回风岭道)而达铁炉塘,最终北拐进入海棠湾。都许驿以西路段追溯,见本文附图,以东驿道请看本人《“回风岭”与古驿道》一文(载《天涯华文》总第11期)。

虽然竹络岭峡谷的纬度比马岭海滩略低,但相差不大,加以两旁是高山相夹,景观与马岭海滩完全不可比。

宋文初发,曾作为结论称该石刻群是古代“中国大陆地版图(不包括领海之南海诸岛在内)最南极的地标”,这个定义被强烈质疑,包括“主权”责难在内。尽管小心加了限定括号,标题还特加星标注,多方解释,依然感到压力。最后发表的文章勉为其难,曲称为“中国地理子午线的‘午’点”,与马岭的“马”相连……导致学术上的更大偏离。

这一点,我真替宋先生抱屈。打个哈哈吧,施耐庵要活到今天,他的武松打虎也只能改为“武松绑虎”送阳谷县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了。

其实只要申明在古驿道体系内,一般知识阶层就都能理解,不理解也骂不到哪里去。今人不知驿道之重要,古代交通艰难,通常是羊肠小道。除了军队征战、村夫野老,主流社会离开宽阔规整驿道简直无法远行,遑论穿州过府,测绘团队环岛工作自不例外。所以,认下马岭为履迹“极南”是很自然的。

极南而濒海,又恰有史前巨石,正是天造地设“观天石”不二之选。


加工验证,略加推测

古代对观天非常郑重,观天石地基须稳如泰山,千百年纹丝不动。潮差带大浪淘沙,外来安置物即使稍有沉陷也就前功尽弃,所以必须原地物色。

大石的平直开凿工艺,我国很早就成熟,广州街道铺的大石板长可逾丈,棱线笔直,规整之至,最迟明代就陆续铺设。马岭开石面之难,不在能否平直而在精准角度。现存石顶,清晰可见錾凿口密布,纯熟手法呼之欲出。

尚未知道的是:“海判南天”是测绘团队事先订有计划,还是行经天涯海角一带,才赫然发现这里具备南疆海边观天石的完美条件。总之,他们很快形成共识,选定巨石,作出具体安排交付州县。承包商很可能是来自省城的一流工匠。

此后测绘团队就不再守候,或许留个技术助理作为督导。如法加工效果必准,只是个简单几何题。完工后将碎石远弃,免碍观瞻。

“五十三年十一月”冬至日,知州等一众地方官必须前来,于正午现场验证巨石面贴合太阳角度状况,然后向“京差苗、曹、汤三大人”发送报告。

按事先安排,若验证成功地方官就开凿“海判南天”四个字,项目完成;否则就不凿,权当这个事情没发生,以免影响钦差声誉。尽管事前可能多选定两处候补石材,但加工意外地全部失败,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事。

屹立三百年,该石的理念仍能分毫不爽地被今人证实。这显示了科学家们清晰的思路,其选址、设计、加工,都是成功的。

至于刻着“海判南天”那块巨石的人工切面,显示的是另一个观天数据“北极高度”。不过,宣示方式是该数据与天顶的夹角,不能紧贴石面观测验证。

该石面指示着“北极高度”——几乎所有报道、百度词条都如此说。其实“北极”一词,古今歧义。现代含义是地球上一个虚拟点,与南极相对应,不存在高度,稍远即不能见;而古代却表示“帝星”“紫微星”,即小熊座β星(小熊座α星为北极星,即勾陈二)。古今含义真可谓“天渊之别”,如不加解释,受众很易迷糊。

简单地说,“北极高度”就是北极星与地平线的夹角,也就是当地纬度。本文不避冗赘,录宋先生原文作为对这个切面的交待:

笔者于2006年12月22日冬至在石刻群进行了目验,结果发现在“海判南天”南面的剖石斜面与正午12时太阳的角度完全吻合,而“海判南天”石刻斜面在傍晚日落后与勾陈星的高度相吻合。

所以,“五十三年十一月”冬至日,是崖州大事,也正是乾隆《崖州志》“误记”之中又有不误的原因!

可惜,宋先生虽明知十月初五广东省图已绘制完成,随后送京,却无法解释十一月的崖州验证,只能说“而地图绘制完成后,还要进行经纬度测定”,生生把先后关系、因果关系颠倒了!想想看,标注经纬度的地图已上送皇帝了,你才来“经纬度测定”?有几个脑袋呢。

古人云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,考据必须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,不能让它的个别错误噎住了。


诸般误说,摘要澄清

澄清误说是为了还原真相,更好弘扬这个珍贵遗存,只对事不对人。

其一:该古迹是康熙皇帝旨意,字是亲题——此说与宋先生2009年文章对“海判南天”的大篇释义一脉相承,可惜只是想当然。古代等级森严,凡奉旨的建造物就是“敕建”,级别极高,绝不会像这样荒野孤立默默无闻,稍后不久地方志就难寻记载,连题字都没有落款(类似落款的小字是当代加的)。对皇帝墨宝敢如此草率,是“大不敬”,恐怕不止一个脑袋要落地。反过来,否定了“御笔说”,也就否定了该石刻的“午极判天”一系列过于高大上的假说。

其二:该古迹是“宣示主权”——这是以今度古。康熙朝唯一愿意平等对待的外国,只有俄罗斯。俄国在远东扩张军力虽不大,但康熙担心其勾结准噶尔叛乱势力恶化西北局势,因而对其特加礼遇。至于整个东亚与东南亚,朝贡体系咱就不说了,崖州水师例行防区“南面直接暹罗、占城夷洋”也不说了;历来骚扰的只是海盗蟊贼,说到国家层面,鸦片战争前的天朝根本没有需要“宣示主权”的对手。“海权”是更晚近才出现的概念。

其三:该古迹是海南“七个观测点之一”——既违反古地理志体系,也违反测绘实录。宋文引用的史料很明确:当年选取的琼州府、文昌、万州、崖州、昌化、儋州、临高等七个观测标注点,都在各州县治,都有经纬度记载。

笔者进一步认为:这些须“埋置石点,以为标志”的观测点都应在官署区所在地。只要看看历代方志就明白:本属乃至邻属各地城镇及山川相关里程的表述,全部以本府、本州县治官署区作为原点。测绘团队莅临某省之前,各州府都必须预备包括“需用志书、旗锣等项伺候”(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折),可见地理志必不可少。

崖州若不以州治崖城而以马岭脚为测绘基点,则整个琼南历来地理志必须推倒重来,必将错乱百出。绝不可能。

其四:该古迹位于海平面潮差带,所以“应为测绘水准点”——如果这个“水准点”指的是海平面基准值,则此说亦错。按康熙时只能掌握平面测量坐标,不知何为海平面基准值,山体仅以三角形图画式示意。带等高线地图测绘要求更高,清末才由西方传入。

其五:该古迹“正是中国地理子午线的‘午点’”——任何一条经线都可以是“子午线”,即“本地子午线”,南端就是“午点”。“午点”既然无数多,就毫不稀罕。如果是指经线零度即“本初子午线”,那么,此说大谬。

未形成国际共识前,“本初子午线”不止一条,而是各说各话,如英国以伦敦线,法国以巴黎线,而大清则以北京线。如前所述,下马岭在康熙舆图经线西7度与西8度之间,没有任何特殊。真要寻找康熙舆图陆地子午线的所谓“本初午点”,那么,广东省潮阳县最南端海边的“靖海(守护)所”就是。舆图的“中”经线直贯其间,与贯通紫禁城中轴线的经线遥遥相接。


极南崖山,并非马岭

所谓“午点”,与宋文关于“崖山”就是马岭、是“龙脉末端南极”的说法紧密相连,成为体系。所以,还有必要探讨一下“崖山”。

宋先生列举该词曾见诸三条史料:一是光绪《崖州志》中的一张地图标注有“崖山下马岭”;二是光绪《钦定大清会典图》载:“极南广东琼州府崖山,北极高度十八度十三分”;三是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载:“北极外兴安岭,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”。

崖山之战,导致宋朝最终灭亡,历史及民族悲情浓厚,后人不约而同地避免与之重名。历代史料,包括地理记载甚为精详的光绪《崖州志》正文,从未将下马岭称为“崖山”,海南诸山亦从未见名为崖山者。

先看史料第一条。查光绪《崖州志》既无全州舆图,又无州治图,这个唯一地图主体表现榆林港,未与正文关联,相当突兀。

因何如此?不妨看看历史背景。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一再觊觎榆林港,曾出现十八条法舰同时逼近该港,逐日操练,且秘而不宣的严峻局面,若非冯子材镇南关大捷,则“琼事不堪设想”(道员杨玉书遗电,见《张之洞经略琼崖史料汇编》)。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查奏,认为该港极为优良而军情吃重,经营得好可以媲美香港,遂有添置新式克虏伯大炮防卫之举。

笔者推测:该图是榆林港突受关切后的简明兵要图,绘法奇特不按常规,“崖山下马岭”标于西侧极点仅作示意方位之用,并非正式地名,其含义或为“崖州山脉之下马岭”简称。郭沫若点校本将该图按现代地图比例重绘,将这五个字弃去,旁注为“依原书图(十五)复制”。可见“图十五”系原图序号,源自另一体系,当是《崖州志》编撰者为加强榆林港新知,破例将其抽出单刊。

再看史料第二条。按当代卫星“天地图”,海南陆地最南端即榆林港外的锦母角,为北纬18度16分(秒数略,下同),下马岭观天石为18度30分,崖城中心时时彩平台(古崖州官署所在地)为18度37分。

清代观测数据:康熙测绘“崖州”数据为18度21分36秒,误差较大,比当代相关数据少了15分多;百多年后的光绪间,又经洋务运动,测量技术更为精密,测得“极南琼州府崖山”为18度13分,比当代锦母角仅少了3分;至于与下马岭观天石读数相比,则相差17分。

光绪《钦定大清会典》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,记事至光绪二十二年(1896)。说“极南琼州府崖山”,并未说“崖山”即下马岭,可理解为“崖州之山”,其极南自然是锦母角,实测纬度亦最为接近。何况光绪十二年榆林港已为朝野普遍关注,港外山口增添大炮台,锦母角必非盲点,怎么算都轮不到下马岭。如果真有什么“龙脉末端南极”,无疑也是在锦母角。

至于第三条的《清史稿》,是北洋时期编撰,史料当源自第二条,可以不论。

所以《崖州志》那个非标榆林港图,孤证不立。

宋文强调“崖山”与强调“午点”目的相同,加以一番玄学,都是为了拔高马岭地位,折射出解题方向之偏离,建模之勉强。

试想:如果“海判南天”石刻真的具备“与康熙帝确定另一天极‘南交’相关”“则为南海的中心,即午极之所在”这样至高无上的身份,那自然是御笔亲题,地位与广州南海神庙不遑多让,按规制至少是巍巍石坊、煌煌金顶、四时致祭。那么到了民初毁庙、尤其到了1958年与1966年破旧风潮,它就必然难逃劫数,终将无一照片留下,今天不但难觅原物,连复制都无从入手了!


编制之外,独一无二

本文否定了宋说加给该遗存的诸多不实光环,却不影响该遗存的学术与文史地位,也不怀疑有关方面将其确定为中国77个天文景观之一的正确性。

相反,本文至少证实:该遗存在海南是唯一的。它不属众多观测点而在编制之外,是舆图测绘过程中适逢其会的“特制”,其意在宣示观天,不在测地。此举属钦差职权范围内,并非康熙旨意,可能在某件奏折中提过两句,而康熙一体朱批“知道了”。这种“次高级”的独特身份,正符合遗存的现状。

而且,类似遗迹很可能在全国都是唯一的!因为华夏大地再找不到海陆交界的极边之地,值得去特别竖立纬度观天石了。至于极东的海边经度,是无法以观天石方式验证的。

尤其需要指出,当年数以百计的观测点几乎都处在各级官署区或附近,都是社会焦点区域,地面新陈代谢最为频繁,“埋置石点,永久保存”的标志物恐怕早就改建淘汰净尽了。

如果一直未见关于这些观测点石刻实物的发现报道,那么“海判南天”石刻就是历时十年、半秘密而历史意义巨大的康熙大地测绘活动,能存留至今毫发无损的唯一地标原物,大型兼独一无二!

通过本文力所能及的归真探源,该石刻身份是更清晰了,还是更模糊了?它的学术与文史地位是更高了,还是受损了?大家可以自行评价。

最后,试对“海判南天”四字作出解读:“海”是陆极之海,“判”是判断、判别,“南天”是南国天象。连起来就是:在华夏连片陆地极南,面临茫茫大海之处,谨以此石,验证对南国天象的观测判别。

“海判南天”古迹是海南重大遗存,值得努力追求信史式解读。水平所限,本文或难免也有某些误说,在下抱着闻过即喜的态度,公之于众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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